智能网联汽车浦东“加速跑”
撰文 | 邱程骋
钢铁与煤化工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及南方能源富集地区布局转移，未来中国大气治理体系需关注高耗能产业的布局。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空气污染防治中心的一个办公室。图片来源：新华社/Alamy
自2013年中国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以来，空气质量改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根据芝加哥大学“空气质量生命指数”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2年，中国细颗粒物（PM2.5）的平均浓度下降速度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国家。2024年，全国近四分之三的城市PM2.5年均浓度已低于国家标准限值，与2015年相比，PM2.5年均浓度下降了36%。这一成果得益于包括燃煤电厂脱硫脱硝与提标改造等在内的一系列治理措施。
中国此前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13年，国务院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设定了较全国平均更为严格的PM2.5下降目标。2018年出台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继续聚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并新增黄河中游的汾渭平原作为重点治理区域（珠三角因长期达标被移出重点范围）。这些区域的共同特点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重工业比重较高，空气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然而，今年一季度，在东部地区空气质量整体改善的情况下，西部和南部部分省份的污染水平却明显上升。广西、云南和新疆等地的PM2.5浓度较上年同期分别上升了 32%、14%和8%。
除部分南方地区短期天气因素影响外，污染上升主要源于钢铁、煤化工等重工业向能源更为丰富的中西部和南方地区转移。要改善这一趋势，需要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并网能力，推动当前依赖煤炭的工业流程电气化，以及持续扩大清洁能源的生产规模。
空气污染东降西升
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5%，与工业活动和化石能源使用高度相关的二氧化硫（SO?）、二氧化碳（NO?）和PM10等主要污染物也普遍下降或持平。但西部和南部的一些省份空气污染却有所上升。
其中，污染增长最明显的是广西、云南和海南，PM2.5浓度分别同比上升32%、14%、11%，新疆则以8%的同比增长、70μg/m³的年均浓度取代河南成为全国PM2.5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其PM2.5 浓度是国家标准（35ug/m3）的两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值的14倍。
该季度，云南昆明和新疆乌鲁木齐的 PM2.5 浓度分别同比上升了 22.6% 和 10.1%。根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 , 简称CREA)的分析，云南昆明、 新疆乌鲁木齐的污染上升主要源自人为排放，而非气象因素。在云南昆明，11.9% 的升幅归因于人为排放，10.7%归因于天气因素；而在乌鲁木齐，这两个因素占比分别是9.2%和0.9%。
此外，在宁夏银川和陕西西安，尽管两地总体PM2.5水平下降，但人为排放对污染增加的贡献分别高达12.6%和5%。
同时，尽管京津冀等传统工业地区的PM2.5实际浓度下降，但人为排放依然对污染产生了正向拉动作用。这表明，如果气象条件稍不利，这些地区的污染水平仍可能再次上升。
污染源来自何处？
近期西部和南部地区空气污染的抬头，主要原因有三：西部钢铁、有色金属和传统煤化工等高耗能产业产量上升，生产工艺碳强度大；节庆期间的烟花爆竹燃放；以及春耕季，清理田地时的秸秆焚烧。
与此同时，在东部地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产量虽有收缩，但煤化工行业产量却在增长，加大了空气污染的可能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粗钢、生铁、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在西部地区同比增长6%、11%、4%，而东部地区则小幅下降，是全国唯一这三大行业同时出现产量收缩的区域。水泥、玻璃等基建相关行业产量则在东、西部同步下降。
火电占比方面，西部地区同比降幅最显著，达5.5%，高于全国平均和东部地区。但过去几年西部部分省份（如重庆、贵州、云南）的清洁能源比重反而下降，落后于全国趋势。在新疆、内蒙古等新能源资源富集省份，煤电扩张的速度甚至盖过了新能源增量。因此，即使目前火电比例下降，总体能源转型强度仍未足以抵消钢铁、有色金属等产业扩张带来的污染增量。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年本）》中，将电弧炉短流程炼钢列为新增鼓励类产业之一。但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第一季度，西部生铁产量的增长比例接近粗钢的两倍，生铁的增长主要出现在宁夏、广西和汾渭平原，这也反映出当地钢铁产能布局长流程高炉炼钢的偏好。生铁是长流程炼钢的原料，该流程依赖高炉－转炉系统生产出粗钢，煤炭消耗量大，碳强度和污染排放水平远高于短流程。数据显示，短流程炼钢在每吨钢产量上，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分别仅为长流程的约2%和21%，几乎不排放颗粒物，工序能耗也仅为长流程的约九分之一，平均每吨碳排放可减少约1.5吨。
短流程炼钢主要依赖废钢与电力驱动，在电力结构清洁的情况下具备显著的减污降碳优势。但中西部地区钢铁多为长流程工艺，可能与该地区矿石和煤炭资源丰富、而废钢资源较少有关。
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生铁产量下降幅度高于粗钢，反映出其钢铁产业在节能降碳路径上已有更明确转向，正在加快向低碳工艺升级。不过，其转型趋势能否长期保持、并在结构上进一步巩固，仍有待持续观察。
而西部地区的传统煤化工产量也在同步增加。受煤价下行与能源安全诉求驱动，更高附加值的新型煤化工项目，以及传统的煤化工项目都正在加快建设进程。以焦炭和煤气为代表的传统煤化工行业的增长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在一季度分别同比增长2%和6%。而以煤制烯烃的主要产品之一乙烯为代表的现代煤化工行业则更多发生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在为数不多的增长的高耗能产业中，化工对于空气污染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广西污染激增
在南方，空气质量还受到与传统习俗相关的挑战影响。2025年1月底，恰逢春节假期开始，广西的空气污染显著加重。这主要由于烟花爆竹的大量燃放，叠加当时的静稳天气，导致烟尘滞留在地表。广西2025年第一季度的PM2.5平均浓度为41微克/立方米，是至少三年来的最高值。
面对这种天气条件，缓解措施不足，加上区域烟花禁放令和联防联控措施执行不力，导致自治区内多地出现严重污染。1月29日农历新年初一当天，广西有三个城市出现严重污染；其中南宁的PM2.5小时浓度峰值一度高达1632微克/立方米，而玉林当天的日均浓度达到428微克/立方米。
2月11日，广西东南部六个县因空气污染严重被约谈。随后发布的通报指出，这六个县均为传统农业县，污染源包括秸秆焚烧、散煤使用和烟花爆竹燃放。通报还指出，其他持续性、本地化严重污染来源还包括：农作物残留物露天焚烧、工业设施排放超标，以及淘汰小型燃煤锅炉的进度滞后。
▲春节期间，人们在广西宾阳表演传统的烟花龙舞。图片来源：Peng Huan / FeatureChina / Associated Press / Alamy
此外，秸秆焚烧政策调整带来了新的季节性挑战。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全面禁烧，调整为更具弹性的“限烧”机制，多个省份正试点“限时、分区”焚烧。春耕期的生物质燃烧成为颗粒物的重要来源，亟需加强政策监督。
产业转移与空气污染风险
空气污染抬头背后，是中国的煤化工、钢铁等产业正在向西南部能源富集地区转移。
2020年，中国加大西部开发力度，鼓励在西部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并对这些项目优先审批核准。2024年国务院发布的就业优先战略意见中也提出，要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腹地地区有序转移。《中国能源报》的一篇报道指出，西部大工业电价明显低于东部，能源资源优势突出，而传统高耗能产业用能成本基本在10%以上，高耗能产业向西部转移有显著成本优势。
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在介绍“十五五”首次提出“西电西用”，明确了引导高耗能产业向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集聚的方向。此外，随着碳市场扩容，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的碳成本和环境成本将进一步提升，这可能推动相关产业向西部转移。
产业转移的结果已经初步展现。“十四五”前两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较全国平均增速高5.2个百分点，远高于“十三五”时期。云南因水电资源丰富，吸引了全国多个电解铝项目；新疆则是煤化工产能扩张最活跃的省份，累计投资近5000亿元，“十五五”规划预计突破1万亿元。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座煤化工设施。图片来源：Aman / Xinhua / Alamy
在产业加速向西部转移的背景下，实现清洁的“西电西用”的协调推进仍面临诸多挑战。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高级专家岳昊在接受期刊《中国电力企业管理》采访时表示，当前西部电网的规划以大规模外送为主，随着高耗能产业持续向西部集聚，电网的运行控制难度增加。该地区的电力需求将以高于全国平均的速度快速上升，且预计其达峰时间晚于东部，这对西部地区清洁能源的本地消纳和供需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耗能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初衷，是推动清洁能源与工业协同发展，降低整体碳强度，符合“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大方向。然而，这也对非重点防控区域提出了新的环境治理挑战。
让绿色转型成为支点
政府在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展现了决心。政府提出到2035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需降至25μg/m³以下，这比当前的国家标准（35μg/m³）更严格，意味着在2024年的基础上还要下降逾10%。
笔者认为，面对非重点区域空气污染压力上升的趋势，“十五五”期间中国大气治理体系需关注高耗能产业布局，统筹推进区域产业发展与空气污染治理。
具体而言，应重点围绕钢铁、煤化工、有色金属等高排放行业，通过财政引导、提升新能源电力并网能力等机制，推动高碳工艺替代、工业领域电气化及能源系统清洁化转型。同时，支持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和治理能力输出的方式，参与中西部绿色产业链重构，形成跨区域协同推进的治理格局。
空气质量水平已成为衡量区域高质量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产业转型升级、人才聚集和公共健康水平，也是制造业绿色转型成效的具体体现。它不仅反映出一个地区在应对环境约束下的治理能力，也体现其经济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区域竞争力不应再建立在“以污染换增长”的旧路径上，而应将绿色发展作为新的战略支点，实现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共进。
■ 邱程骋是一名中国政策分析师，目前负责管理对话地球（Dialogue Earth）与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她常驻伦敦，专注于撰写关于中国空气污染及气候转型的深入分析。程骋的环境工作经历始于环保非政府组织，她曾参与中国煤炭减排、地方气候行动以及海外能源投资等项目，关注中国的可持续政策的研究与实践。程骋拥有耶鲁大学环境健康科学硕士学位，以及埃默里大学生物学与人类健康双学士学位。她希望通过专业分析推动对中国环境问题和气候行动的深入理解，为全球环境对话提供支持。
